我国的商业保险在提供特大疾病保障方面还需要深化改革和不断完善。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助力重疾保障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一般通过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医疗保险费，德国、法国、日本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德国《社会保险法典》确立了以“法定医保为主，私人医保为辅”的医保体系。2007年开始，所有人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对于经济困难人群，由政府资助参保。参保人员的配偶及子女不需缴纳保险费，也享受医疗待遇。目前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人口约90%。为了避免费用共担给个人造成较大的经济压力，德国规定了项目和年最高费用负担金额的安全网。对于项目限额，如每天住院自付10欧元，每年最高自付28天。年最高费用负担金额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对于慢性病，最高费用负担金额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孕妇、未满18岁的参保人不需要自付费用。

高收入人群、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可以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约占人口的10%。商业健康保险保障程度高于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在就医时享受更好的待遇，如可以要求专家诊疗、指定手术医师、住院时享受单间病房等。参加了法定医疗保险的人中，有30%以上人群又购买了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主要通过税收形式筹集医保基金。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在医疗制度刚建立时，一般采取近乎免费的医疗保障，但由于保障水平太高，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福利依赖及医疗浪费。为实现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逐步压缩医疗保障福利包，与此同时，对低收入人群继续实行基本免费治疗，对于富裕人群则鼓励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通过替代效应释放一部分财政负担和公立医疗资源。在这些国家，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卫生支出，个人医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一般在10%左右。

一些富裕人群为了得到更好就医环境，减轻个人医疗负担，参加了商业健康保险。据统计，英国商业健康保险覆盖人数达到700多万人（包括投保人的家属），超过人口总数10%，而1979年这一数字仅为300万。一些工薪阶层由于担心罹患重大疾病影响收入而购买了商业重大疾病保险产品，产品一般还包含完全永久失能责任。重疾产品60%以上与住房按揭贷款相关联，保额与贷款余额相对应，当客户罹患重大疾病时由保险公司帮助偿还贷款。超过20%的英国工薪人群拥有重疾保单。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

美国对老年人、残疾人、军人等提供公共保险计划，其他人的医疗保障由市场解决。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被称为“反抛弃病人法”的《紧急医疗救治和劳工法》，规定医院必须为需要紧急治疗的人员提供医疗服务，而不管其公民身份和支付能力，这部分支出由政府负担。1982年，老年医保计划开始开展一些示范项目。由商保机构运营的HMO计划向老年医保计划参保者提供保险保障，截至2021年，MA计划（Medicare Advantage，医保优势计划）计划参保人达到2600万人。

对于一般商业健康保险，保险公司都设置个人年度最高医疗费用负担限额（Out-of-pocket Limit），2022年个人年度最高医疗费用负担限额不超过8700美元，家庭不超过1.47万美元。年度最高医疗费用负担限额作为安全网，防止个人和家庭陷入经济困境。

新加坡储蓄医疗保险模式

1984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强制性保健储蓄计划，由于该计划无法解决费用昂贵的大病医疗保障需求，1990年推出具有风险共担的健保双全计划。为满足部分收入较高居民的医疗需求，政府推出综合健保双全计划，由保险公司承办。目前综合健保计划由7家保险公司提供。约有68%的新加坡公民选择投保综合健保计划。2015年11月建立终身健保双全计划，要求强制投保。新加坡政府对住院和门诊实现一定比例的补贴，2009年开始实行家庭生计调查，使住院补贴更倾斜中低收入家庭。在门诊看病，政府对于儿童和老人补贴医疗费用75%，成人补贴50%。通过减少高收入家庭的补贴，以鼓励这些人群到高级别病房和私立医院就诊，有利于减少政府负担，促进私立医院发展。1993年设立医疗救助基金，需要援助的居民，通过社区提出申请，经医院委员会评审后，一般会得到医疗救助金，批准率超过99％。